来自 丹东 2019-06-13 03:14 的文章

新时代国门行(2):丹东见证鸭绿江两岸潮落潮起

  参考消息网10月16日报道(文/张汨汨 贾启龙 刘国顺)无论提到陆上边防还是万里海疆,丹东都是起始点。这座原名“安东”的城市,自设立之初就饱含“东方平安”的希冀。百年间,怀着对稳定和繁荣的无限向往,丹东在经济发展上尝试了多次起跳,却一次次被战争的阴云或历史的洪流裹挟。作为中国最大边境城市和中朝最重要的陆上枢纽,丹东对和平与稳定的感悟,对振兴与发展的祈盼,最为深刻,也最为热切。

  丹东的第一次“起跳”在100多年前。1901年《辛丑条约》签订之后,这个不到2000人的小镇“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”。带着窘迫与迷茫,蛰伏了千百年的军事要塞自此初破荒土。

  那时,鸭绿江上还没有后来的一座座水库与大坝,宽阔的江面漂过成队的木排,东三省崇山峻岭间那些粗大的原木顺着江水,一路浩浩荡荡直通东港出海口。东北肥沃黑土上的大豆、柞蚕与中草药汇集到此。向西,从安奉铁路达奉天(沈阳)再销往内陆各地;向南,经黄渤海直运天津、泉州乃至东南亚各国。一时间,安东商号林立、船帆云集,以国际商贸都市的姿态出现在黄海之滨。

  然而,“热闹是他们的”,在沙俄与日本的反复争夺下,安东乃至整个辽东不过是强权刀俎下的鱼肉。不久之后,安东即进入了漫长的日占时期,“出海口”成为“出血口”。在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一份资料上,仅1918年一年,就有50万吨木材、4万吨豆油经安东输向日本。后来,随着日本将经贸重心移往大连,安东发展进入长期的停滞。

  经过半个世纪的抗争,这片土地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。人民政权接管安东仅3个月,安东的私营工商业就增长了500多家。人们把无限的期待赋予即将到来的好日子。安东,开始了第二次“起跳”。

  94岁的程源泉老人至今记得1950年的那个夏夜。在飞机的呼啸和爆炸的轰鸣中,鸭绿江对岸的新义州瞬间成为火海。江对岸成群的百姓哭喊着、推搡着,没命地向江桥跑来。燃烧弹与航炮弹一路追赶,伤者挤在桥上,有的甚至跳下江向对岸游来。

  和平的希冀就此打破。安东迅速从生产建设城市变成了国防前线城市。一个半月内,全市48家公营企业中有32家疏散搬迁到省外各地。

  1953年,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。程源泉领着文艺演出队在安东火车站连跳8个月“邀请舞”,将一批批志愿军官兵迎进国门。“大喇叭一响,全车站都在跳,大家开心啊,跳到半夜不觉得累。”程源泉回忆,欢天喜地的歌舞迎接的是最可爱的战斗英雄,也是祈盼多年、来之不易的和平日子。

  1965年,“安东市”改称“丹东市”。这座“红色东方之城”舒展怀抱,迎接新升的朝阳。改革开放后,丹东轻工业获得长足发展,涌现出一大批明星品牌:菊花牌电视机、黄海大客车、东方齐洛瓦冰箱……136种产品产量居全国同类第一,丹东经济总量一度跃升至辽宁省第二位。1991年,丹东与满洲里、绥芬河、珲春一道,成为中央决定开放的四个北部口岸,共同构成东北开放带“以边贸为先导、以内地为依托”的沿边开放新格局。

  这一上涨势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拐点,随着经济转型不断深化,众多国营企业由盛转衰,再加上东北亚局势的不断变幻,动荡与波折中,丹东经济总量退至辽宁省第十位左右。

  一次次艰难起跳,一次次黯然而退。身处东北亚“风眼”,丹东与朝鲜半岛局势高度捆绑,潮起潮落,都与这片土地的阴与晴息息相关。

  站在鸭绿江畔,人们会分外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“一衣带水”。作为界河,鸭绿江为中朝两国共同所有,共同管理,共同使用,即“河水是大家的,河岸是各自的”。这种不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,而以河岸为界的划界方式,为世界罕有。隔江而望,对岸田间的农舍与行人清晰可见。

  “几十年了,对岸变化不大。”62岁的丹东市民林庆海说。江左岸的高楼如春笋般生长,夜晚灯火辉煌,而右岸的时间仿佛停滞了。

  林庆海从6岁起就长年在鸭绿江中游泳。江水清澈舒缓,丹东市民的“鸭绿江游泳队”“鸭绿江冬泳节”成为城市一景,每月涨潮日能同时有五六百人下水。“江面不宽,十几分钟就能游到对岸。”林庆海说,游泳者们都相互提醒,自觉地不越过江中心线。

  十几年间,丹东启动了多个国际经济合作开发项目:国门湾新区、新鸭绿江大桥、中朝互市贸易区……都因国际局势变化而停滞。

  “但无论环境怎样变化,丹东人从未放弃过对发展的追求和探索。”丹东市边防检查站副站长于海涛说。

  鸭绿江之外,丹东人又把目光投向大海——很长一段时期内,丹东人给自己的定位是“沿边、沿江”,而现在,他们越来越多地提起,丹东是中国唯一沿边、沿江、沿海的“三沿城市”。

  由大东港区、浪头港区和海洋红港区组成的丹东港,如今已成为集散杂货、集装箱、国际客运为一体的多功能国际贸易商港。东北东部地区13条铁路和密集的高速公路网,经丹东港与黄海、渤海经济圈相连,企望带动东北内陆省市共同享受大海的红利。重型卡车穿梭往来,起重机此起彼伏,集装箱远看如同一方方积木,被一只只“大手”调拨排列。目前,丹东港年综合吞吐能力达2亿吨以上。

  “去年,丹东港进出船舶1300艘次,而在往年高峰能达到3600艘次。”丹东港边检站一位负责人说,港口经济同样无法回避半岛局势的影响。

  这仿佛成了丹东绕不过去“宿命”。作为东北亚商道的桥头堡,丹东在起落不定的大局势中最先享受红利,也最先承接风雨。

  2018年3月的春风消融了东北亚大地的冰雪。应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邀请,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。习主席与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晤,达成重要共识。

  舆论普遍认为,这次会晤为半岛无核化进程营造了良好氛围,为地区的和平稳定释放了积极信号。

  而丹东正是最先沐浴春风。已徘徊四年不动的丹东房价立即上涨。不仅楼市火热,“人气”也兴旺起来,众多投资商将目光再次投向丹东,“要把丹东建成北方的深圳”的呼声不时传出。旅游经济也在今年夏季迎来小高峰,一向安静的丹东城区居然时常出现堵车现象。

  在鸭绿江上的中朝友谊桥,这座原本的铁路桥在战争中撤去一条铁轨,10米宽的桥面如今一半为铁路、一半为公路。由于路宽有限,桥上只能分时段单向通行。双方有着娴熟的默契,无论火车还是汽车,都会等待信号,在对方一侧的车辆通过后,才会驶向对岸。70%的中朝贸易经由丹东中转,而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这座“高龄”的铁桥输往新义州。

  “世界各国人员要进入朝鲜腹地,丹东是最便捷的陆地枢纽。”于海涛说,丹东口岸每年要承接过境人员50万人次以上,车辆15万辆(列)次以上。高峰时,每天有近3000人次乘坐火车或汽车出入境。丹东边检站天天有勤务,就连除夕夜也要“先执行完任务再吃饺子”。

  在半岛局势紧张期间,丹东边检的“工作量”曾经明显地减少过,但如今又在明显回升。

  “还是得开放,还是要发展啊,”作为一名下岗工人,林庆海的生活充满了起伏,但他仍然觉得,如今的日子比几十年前“强得多”,“咱老百姓没太多想法,出力、流汗都不怕,就是想太太平平、踏踏实实地生活。”

  在著名的虎山长城景区“一步跨”——几乎所有游客到此都要留影一张,把身后的朝鲜风光收进取景框——景区旁的商店里售卖着“朝鲜邮票”“朝鲜纪念币”“朝鲜胸徽”,引得众多游客好奇地驻足。“都是仿品,”店主直率地说,“客人感兴趣,我们又没有渠道进货,只好进些仿货。将来对面如果真的开放了,我们能去进些真货来,肯定抢手。”

  “又要排队等位了,”在丹东市区的一家拌饭馆,正排队的一位青年半是开玩笑地抱怨着,“春天以后,特别明显,丹东的旅游又火起来了,到处都得排队。”

  丹东,原名“安东”,源于唐代设置的安东督护府,自古就是我国东北的军事要塞,拥有明长城的东端起点——虎山长城、近代中日甲午海战古战场等众多历史遗迹,曾因抗美援朝战争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,赢得“英雄城市”的赞誉。1965年,“安东市”改称“丹东市”。它依山、临江、面海,风景优美,气候宜人,人称“北国江南”,是东北地区最温暖湿润的区域。

  丹东位于东北亚经济圈与环渤海、环黄海经济圈的交汇处,是一座以工业、商贸、港口、物流、旅游为主的沿江沿海沿边城市,被称为“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”。它海、陆、空交通发达,铁路距平壤220公里,距首尔420公里。公路距沈阳222公里,距大连252公里。丹东港是东北东部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,已与国内外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港口通航。丹东机场已开通到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青岛、烟台等多条国内航线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经贸往来,对朝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对朝进出口总额的近70%。